上海社科院｜长三角重点产业“补链强链”的几个关键路径

时间：2024-04-22 14:35:18    点击量：

全球疫情蔓延，外部环境更为复杂，这对长三角现代制造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动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三角重点产业“补链、强链”的任务依然严峻，培育全球竞争新优势迫在眉睫。以地区协同进一步激发内在创新动力和多层次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将是未来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路径。

 进口依赖度高，长三角重点产业“补链、强链”任务严峻

首先，全球化“脱钩”风险给产业链带来压力。疫情后全球经济下行和美国愈演愈烈的“去中国化”对于中国高端产业中的科技链、供应链、消费链、服务链、人才链带来风险在短期内较难消除。对此，我们需要重视贸易保护主义的预警，对产业链断裂的风险进行充分研判，提前谋划，寻求产业布局替代方案推进高端产业链闭环建设。

其次，“卡脖子”技术和产品的“断链”风险仍然存在。长三角高技术企业所需的一批“脖子”中间品进口面临更复杂的无形壁垒，关乎现阶段高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受到全球新冠疫情蔓延与海外对华保护主义的双重冲击，给上海与长三角新技术产业增长与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寻求进口替代成为高端产业闭环建设的重要方向，需要从点到面对供应链风险作充分预警。

 此外，基础原料和上游供应链配套存在风险。除了一批卡脖子的设备类中间品外，需要重视基础性原料和上游配套供应的风险，针对目前产业链不均衡的格局打造一个具有较高安全性的高端产业链。

 长三角区域的外向型企业，上游原料和中间品供应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高度外向型的制造业集群，区域内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依存度达到36.8％，在进口商品构成中，作为原料类和初级中间品的产品几乎占了一半。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类上游产品供应同样为本土企业的高风险供应环节，进口环节的脆弱性凸显。

 以电子信息制造产业为例，该产业面临产业链断裂风险。其中风险最为集中的就是华为的5G产业链。据统计，华为核心的92家芯片供应商中，美国企业34家，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27家，中国台湾10家，日韩13家，国产厂商只有代工企业中芯国际进入名单。以美企为代表的国外企业一旦断供，纵然有短期的“备胎”计划，依然会对产业链条造成不可估量的巨大冲击。

 如何培育提高竞争力？

 一、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契机，培育竞争新优势

 提升长三角产业新的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长三角地区享有中国开放型制造业产业集群的首位经济体优势，是中国高技术领域一揽子硬核产业（战新产业）增长动能的主力军，也是居民消费水平和潜力最大的区域，具备支撑中国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的关键条件。

 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中长期规划上，长三角产业未来的发展重点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推动重点产业向国家价值链转型。从产业分工路径看，长三角过去更多从属于全球产业分工模式下的全球价值链，对国内市场需求重视不足。未来要由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模式向国家价值链转型，形成全球价值链和国家价值链相互协作的价值链模式。

 另一方面是主动谋求在关键“卡脖子”阶段的零部件上的进口替代，以谋求减轻对这些产品和技术的进口依赖。如长三角具有传统优势的化工产业，可根据汽车、电子、轻工、新能源、环保、航空航天等下游产业对高性能化工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强长三角化工行业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针对性与成效性。注重加强市场监管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对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企业形成强大的正向激励效应。

 二、发挥好上海作为首位城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链接

 作为首位城市，上海在下一阶段建设稳定和安全的产业链中发挥政策布局的主导作用。

上海当前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期。受疫情影响，短期内长三角稳外贸的任务更加艰巨。要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两个大循环的互动是核心目标。

短期内要夯实供应链，护好外贸基本盘。同时利用整个全球产业重塑的机会，引导企业危中取机，特别是如何聚焦重点产业链的提升，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三链协同的方式，加快安全、稳定的产业链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要依托好本土高度专业化分工和接近于国际市场需求的本土大市场空间载体。目前，长三角在国内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和消费需求上无疑是个标杆地区，双循环的目标将率先在长三角经济圈落地。

 走出狭隘的“高端”误区，突出“链”的完整性。在重视特定“高端”技术投入的同时，重视基础性行业对高端产业供应链发展的作用。在高端行业的支撑性产业布局中，扭转对于化工、材料等基础性行业的“粗放型产业”的认识误区，提前布局各类基础原料、中间投入品供应。在掌握海外市场的供应波动格局基础上，对制造业上游的基础性行业推进从“点”到“面”的“替代链”建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关联紧密的体系性布局，打造一个稳定而可控的高端产业链闭环，在目前高风险的国际市场下，谋求足够安全的高端产业体系。

 提高一体化产业布局的灵活性。在产业政策上，长三角一体化的产业布局，在以化工原料及其加工为代表的基础性行业投资项目上，项目的环保要求和用地限制政策落地需避免“一刀切”的倾向，对于一些关联性较强的项目投资在准入门槛上给予灵活处理，对企业在异地“飞地式”的原料供应基地给予支持，考虑在税收安排上灵活处理，降低企业成本，激励企业作长期性的研发投入。

 重视研发型企业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发展。在长三角高端产业园区规划中的高端产业引导体系中，重视一揽子生产性服务业态的发育，引导多类产业资本投入高端产业链的“服务环节”，把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项目纳入到高新技术政策框架下，对融资服务、项目管理服务和专业信息研发服务环节的专业机构设立与相关人才就业给予政策倾斜，放宽对该领域的技术和资质限制，并鼓励专业性的技术联盟、信息平台等专业机构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设立。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要素的集聚，实现从制造、生产性服务到各类平台性组织的全面发育，引入大企业、中小企业、专业第三方机构等多渠道投入，促进产业链各种资源高效率配置，实现各环节之间的供需对接、信息共享和专业服务保障。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具有独特城市品牌的综合竞争力

 第一，重视长三角营商环境的国际接轨。现阶段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自然垄断的行业外，长三角地区大部分经济领域已经对各类市场主体开放，但外资企业在上海的经营活动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在负面清单之外的许多行业领域内仍然存在着众多隐形壁垒。

建议通过率先深化外资开放，精细化负面清单，管理创新外资监管方式，优化外资企业市场监管，进一步优化服务，着力解决外资企业的痛难点问题等，进一步优化外资企业的发展环境。《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19》报告显示，虽然有40％的企业认为2018年中国市场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限制，但仍有不少企业认为中国的监管体制需进一步改革、开放水平需进一步提高，希望能得到更公平的待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外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受到的不平等对待仍是企业的首要关切。

第二，创造更有利于本土企业走出去的营商环境。引导本土企业主动布局产业链，在双循环中实现双项打通。对传统中低端优势产业，发挥溢出效应、海外设厂，加快出口转内销，积极应对贸易救济调查。对中高端技术资本优势产业，加快产业升级，发挥上海优势，开辟多元化市场。对于高精尖产业，加强供应链安全评估，加快补短板，支持基础研究。对关键产业，实现产业链重构重视并重建上海以及企业内部的信息体系，搭建装备制造业关键技术数据库、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建设企业合规体系。

第三，持续围绕上海四大功能建设构建独特营商环境优势。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核心定位是“软实力”的打造。实际上上海的四大功能都要以对外开放的方式完成，包括高质量引进来，也包括高质量走出去，前者包括国外购买技术，也包括有领先性的外商投资项目，后者包括国际并购获得技术，这些也都依托上海的人才资源、完善的法制环境和高水平的宜居环境。

 第四，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升规范性，并通过做大产业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对内要加强数字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如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内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特点和专利申请难题。上海应率先建立智能制造相关专利审查标准。目前中国《专利法》第二、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六、五十九条等条款的理解和适用在专利审查中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援引商业秘密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弊端，不利于智能产业的蓬勃发展。因此建议中国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尽快出台智能制造技术方的授权和权利要求解释标准。同时为便于把控专利申请的质量和效率，应对相关审查标准予以明确化。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上海数字贸易产业比较优势，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平台，并在此基础上重视标准建设，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上海比较显著的优势是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及丰富的、可持续的市场化应用场景。

一方面，要与杭州、北京、深圳、广州等数字贸易发展较好的城市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可以引进BAT生态中高附加值的部分，比如引入数字贸易生态中金融服务、技木研发对外销售和运营等方面，在上海形成数字贸易平台和局部高地。

另一方面，可以以上海的优势产业和新的龙头企业为基础形成新的数字贸易平台和总部。上海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和科创中心，未来服务上海支柱产业的工业互联网企业和能源互联网企业拥有较大的成长空间。生活服务互联网企业和科技金融在上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沉浸式定制化消费形式正在蓬勃兴起，消费互联网有了供应链两端的互动，这些领域未来同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文章摘编自上海市社科院新经济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心编写的长三角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双循环战略下提升上海重点产业国际竞争力新路径》，总策划、总指导：石良平，项目负责人：汤蕴懿，项目组主要成员：韩清、黄烨菁、林兰、何树全、陈柯、张伯超、蒋程虹）